The ancient origins of the Olympics | Armand D’Angour

【明報專訊】由1970年代本土社運、80年代中英談判、八九民運，至近年佔領運動、反修例運動，本港多場社運均見中大學生會身影。曾任中大學生會會長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說，中大成立早年較多基層學生，他們明白民間疾苦及社會不公，令中大學生會在學運表現較突出，亦成為社運及學術界搖籃。他說，中大學生會解散對學運有影響，但大環境對香港衝擊最大，多個組織相繼解散，「學生會只是其中一環，只是大時代這一浪裏的其中一部分」。 蔡子強說，明白中大學生會承受很大壓力，但他沒料到學生會要走到解散這一步，對該會決定感突然及傷感，對他而言是「相當大的衝擊」。80年代就基本法起草提訴求 九廣沿線擺聯署街站中大學生會孕育不少社運人士，例如前民陣召集人楊政賢、佔領運動學生領袖岑敖暉等。蔡子強說，中大與港大學生會很長時間屬本港學運中堅，一來兩校歷史悠久，二來學生人數眾多。他舉例稱，1980年代《基本法》起草時，中大學生會曾派人到九廣鐵路（現東鐵線）沿途各站設攤位辦簽名運動，冀就基本法提出要求。蔡說學生會的行動予人感覺「做到事」、有幹勁，令學生會在民主體系有角色。蔡稱，學生會作為一個平台，讓有使命感的學生參與，就社會不公發聲，該會亦猶如「磁石」，吸引有類似想法的人加入，令學生容易覓得志同道合的同學。不過，他說近年多個新興團體出現，加上「反大台」氣候，令學生會在社運的影響力減小。近年遭建制狙擊「本土派獨派」蔡：遺憾大家慣以一兩年表現定論多名中大學生會前成員畢業後亦在學術界發展，例如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等。蔡子強說，以往中大學生會成員較多「搞理論」，在基本法起草時，學生會儼如上「政制堂」，成員會研究不同國家的政制；到六四事件後，學生會轉為研究公民社會理論，以理解八九民運對內地政治的衝擊。中大及港大學生會1980年代初曾分別去信國務院，支持「民主回歸」，獲時任總理趙紫陽回信讚揚愛國情懷，但近年中大學生會屢受建制派狙擊。蔡子強說，「大家往往以一兩年學生會的表現，為其蓋棺定論」，認定學生會是「本土派」、「獨派」，對此感遺憾。質疑其他院校同受壓 憂骨牌效應今年多間大學要求學生會獨立註冊或自行收取會費，他擔心出現骨牌效應，關注「這是個別院校政策，抑或它們（大學）受到類似壓力，然後提出類似要求」。他又說，中大仍有書院學生會，「未至於什麼都沒有」，它們日後或需思考如何補足中大學生會的角色。相關字詞﹕中大學生會解散 中大學生會 蔡子強